靈巖寺千佛殿

十九世紀后半期以來，日益潰敗的大清帝國，國門不得不洞開，任憑各式西洋人和東洋人長驅(qū)直入。對中國好奇的東洋、西洋學者就像水銀瀉地一樣，陸續(xù)滲透到中國各地，對各種文物古跡遺存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考察。也許，這些考察確實混雜著多種動機，諸如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對東方文物

的覬覦和向東方殖民的政治意圖。

靈巖寺千佛殿石柱

雁門關(guān)

石壁山玄中寺

不過，這也促使著原來“自在”的中國古跡，開始成為“自覺”的藝術(shù)、歷史與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獲，提醒了國人對敦煌的興趣一樣，西洋、東洋學者對中國土地上這些遺存的調(diào)查，當然也包括掠奪，也終于觸動了大清帝國對自家寶藏的重視。

龍門西山中央大佛附近遠景

石塔寺磚塔

華嚴寺清涼國師妙覺塔記碑拓本

但是很遺憾，當時中國正處在“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外有強敵環(huán)伺，內(nèi)則政局動蕩，上上下下自顧不暇。就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時間里，西洋人和東洋人依然在中國做著他們想做的事情。為了證明“究竟誰更了解亞洲”，也為了“重新繪制東亞版圖”，日本學者開始用“腳”加上“眼”來重

新打量似曾相識的中國。

重陽亭造像天部像

重陽亭造像天部像

峨眉山金頂

而這些考察工作的珍貴史料照片，就收錄在了一套極其重要的著作當中——《中國文化史跡》（初名《支那文化史跡》）。該書的兩位編者都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學者。先說關(guān)野貞。作為建筑史專家，關(guān)野貞來中國較早， 1906年他考察陜西漢唐陵墓，對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詳細調(diào)

查，并且繪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圖》，這也許是最早的昭陵圖。此后，他有關(guān)考古、建筑、藝術(shù)的論著，也曾不斷被翻譯。而他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便是天龍山石窟。

天臺山遠景

天臺山國清寺大磚塔及七佛塔

光孝寺大雄殿

在關(guān)野貞的視野中，中國古建筑是與日本對比的絕佳資料。當然，他也很不客氣地指出，中國古建筑的保護相當不理想，“日本現(xiàn)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棟，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棟，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我的調(diào)查范圍內(nèi)，千年以上的建筑一無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

見”。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傳說很早，但實際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間（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樓，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天寧寺八角十三層磚塔局部

妙應寺白塔

天寧寺梵鐘

和關(guān)野貞不同，常盤大定則是佛教史專家，因此對中國的宗教遺跡格外關(guān)注。據(jù)《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的記載，他的五次中國考察，在五次中國之行中，常盤大定主要是考察遍及中國南北十幾個省市的佛教遺跡。無論是建筑、雕塑，還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尋訪、攝影，并廣泛參考文獻 。

大正覺寺（五塔寺）大正覺塔

飛來峰射旭洞入口上部佛龕

飛來峰文殊

飛來峰彌勒

今天來看，關(guān)野貞和常盤大定的考察，雖然不一定是西洋、東洋學者中最早的，但相當多的遺跡之發(fā)現(xiàn)和攝影，顯然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在當時中國官方尚無力量進行大規(guī)模的文物普查，中國學者還很少深入文化遺跡考察的時代，他們的這些照片拍攝和調(diào)查記錄，很多是“第一次” 。這也刺激

了中國學者，促使他們開始了自覺的藝術(shù)、建筑、陵墓、寺觀的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國營造學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等人。

白馬寺彌勒石像（今藏波士頓美術(shù)館）

東白馬寺十三層磚塔

五臺山大佛光寺全景

五臺山大佛光寺三尊

現(xiàn)在回頭來討論常盤大定、關(guān)野貞的《中國文化史跡》。我以為，它具有巨大的學術(shù)價值。首先，此書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其次，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

背景。我曾經(jīng)感慨，一些古代文物，離開了它原本所在的環(huán)境，被抽離了放置在博物館中，可能我們就無法理解和感受它當年的象征和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