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在有教養(yǎng)的歐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臘，就會涌起一種家園之感?！?br>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在訪問敦煌時，則稱：“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源頭，是日本人的精神故鄉(xiāng)?！?br>敦煌之于東亞，就像古希臘之于歐洲。
提到“敦煌”，與其密切相關的另一個詞就是“絲綢之路”。日本人對這條通道有特殊的情結，佛教通過它而傳入日本，今天的奈良被認作是“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正倉院里還收藏著大量的中國文物。
作為“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敦煌能夠讓日本人重新找到很多文化與藝術的源流。長久以來，日本人都對敦煌有一種朝圣的心態(tài)。
無論是冒著烈日黃沙往返絲綢之路70多次的平山郁夫，還是借由藏經卷一小段題跋而虛構出經典小說《敦煌》的井上靖，抑或當地導游口口相傳的那個面對玉門關失聲慟哭的不知名的日本老人……無不體現著日本人對敦煌的熱愛，還有發(fā)自靈魂深處的鄉(xiāng)愁。
日本人對敦煌的迷戀，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
而我們更在意的或許是，那個可以被日本人視為“故鄉(xiāng)”的地方，對中國人，又意味著什么？

敦煌的歷史，有輝煌，也有滄桑。
這里曾有“華戎所交一都會”的興盛和激蕩，也有“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落寞與悲愴，映現過“忽見金光，狀有千佛”的虔誠皈依，也留下了“吾國學術之傷心史”的沉痛反思。
歲月不曾饒過誰。敦煌曾是千年繁盛之地，但在被明朝棄置之后，迅速被遺忘在荒蕪的大漠里。
幾百年后，等到塵封的“藏經洞”被重新打開，它面對的卻是一個已經衰敗了的中國。
而這時候，外國人來了。

伯希和在藏經洞里查看典籍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個叫王圓箓的道士無意中在洞窟里發(fā)現了大量經典和書籍。
只是，那些重見天日的寶藏，在偌大的中國，竟無人能出面保全。
反倒是各國的探險家和考古者聞訊紛紛趕來：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把大量文物掠至海外。
伴隨著全世界的關切與熱情，敦煌成為了一門國際顯學。
1930年，陳寅恪在為《敦煌劫余錄》里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fā)現以來……東起日本，西迄英法，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都有所貢獻”。
敦煌學，就像在中國的傷口上開出的一朵花。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拍攝的照片

說起敦煌學，就繞不開日本。還有那段著名的公案：“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br>這句話出現在1981年，開始被認為是來南開大學演講的日本教授藤枝晃所言。當時著實觸痛了很多國人的民族感情。而實際上，這句話是主持那次演講的吳廷璆教授講的，更像是對改變敦煌學在中國的落后狀況的呼吁。
在那年的一次采訪中，吳先生還講了日本學界的一件事：
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經義疏》，歷來被公認為是公元六、七世紀間日本圣徳太子所寫。而藤枝晃教授在研究敦煌寫經鈔本中發(fā)現，這三部佛經中的《勝鬘經》義疏原來是魏晉時代中國人所寫。此事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震動。
正是這件事，讓吳廷璆教授心生感慨，認識到了本國史學研究與鄰國的差距。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無論是否中聽，你都無法否認這個事實：整個20世紀，日本都是敦煌學研究的執(zhí)牛耳者。
實際上，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幾乎同時起步。1909年，羅振玉發(fā)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fā)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同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fā)表《敦煌石室發(fā)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歷史性文獻。
從同一條起跑線上出發(fā)，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卻慢慢拉開了距離。日本學者有更多的資金支持，方便前往歐美國家收集資料，而與歐美學者比起來，漢學水平又要高很多。所以，日本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十分顯著。
上世紀50年代，石濱純太郎匯編《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峰。1980年至1992年，由幾乎全日本敦煌學家參與編纂而成的《講座敦煌》，顯示了日本敦煌學的全貌和最高水準。至今為止，在很多領域的研究深度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與日本相比。

1980年中日合拍的紀錄片《絲綢之路》


以深厚的學術研究為基礎，敦煌文化也在日本民間得到了很好的傳播和普及。
紀錄片《絲綢之路》在NHK電視臺播出，喚醒了民眾對絲綢之路和敦煌的興趣。據說這部紀錄片在日本播出時，收視率達到了21%，熱情堪比中國人看春晚。
而《絲綢之路》的拍攝計劃，又來自于一本暢銷書的影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說《敦煌》。這是井上靖根據莫高窟藏經洞內發(fā)現的一卷《般若心經》后補記的短文，以嚴謹治學的態(tài)度查閱資料，虛構出來的一個歷史故事。小說出版之后，風靡整個日本。因為《敦煌》，無數人帶著文化朝圣的心理前往敦煌旅行。
其實，受井上靖影響的，又豈止是日本人。冰心在為《井上靖西域小說選》作序時說：“我要從井上靖先生這本歷史小說中來認識、了解我自己國家西北地區(qū)……我感謝井上先生，他使我更加體會到我國國土之遼闊、我國歷史之悠久、我國文化之優(yōu)美?！?br>

那么，日本人為何對敦煌如此著迷？
大抵，就是因為“故鄉(xiāng)”吧。
日本人研究的不僅是敦煌，而是對自己文化源頭的追溯。
日本畫家加山又造曾說：“日本文化起源于外來文化。從宏觀上來看，無論古代（7世紀以前）也好，近代（7世紀至16世紀）也好，日本文化只不過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個地方文化而已?！?br>從七世紀開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拜心理。而日本人對自身文明的來歷，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遺址，成為了歷史尋根的絕佳現場。
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著文化交流進行實證的畫家，他曾表達這樣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東西，我想了解它們。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br>或許，這也正是無數前往敦煌朝圣的日本人的心態(tài)吧。

日本研究敦煌文化，也是希望從兼收并蓄的文明方式中獲得啟示。
歷史上，敦煌是歐亞大陸文明互動的交匯點，多民族往來共存，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敦煌所代表的文明的開放和融合的態(tài)度，與日本從大化改新到明治維新的文化態(tài)度是不謀而合的。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文化藝術也曾出現“西化”風潮，為了模仿西方風格，甚至放棄了傳統(tǒng)的浮世繪。但在經歷過浮躁和陣痛之后，日本人也開始反思，試圖重新尋找傳統(tǒng)的價值。
這時，他們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的敦煌。
敦煌在召喚，但是只有熱心回應的人才能聽得到。

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在莫高窟考察


與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比起來，占有本土優(yōu)勢的中國，久久處于落后狀態(tài)。
國內動蕩時期，沒有多少人重視敦煌。常書鴻在留學法國的時候知道了敦煌，回國之后投入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以大半生的清貧和寂寞，守護著這份文明瑰寶。
在那段時期內，中國的敦煌學大多是靠個人的愛國情懷，孤軍奮戰(zhàn)來支撐的。既令人動容，也令人痛切。
敦煌學曲高和寡，民間無動于衷，甚至一度把傳統(tǒng)視為糟粕。當整個民族都對自己的文明缺乏擔當的時候，敦煌不會得到它應有的對待。
敦煌被冷落，折射的是整個民族的凄涼。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意識到敦煌的重要性，不過大多時候關心的還是“保護”層面：如何保護洞窟的環(huán)境，保護壁畫不褪色，以及對流失文物追索的可能性……
保護，當然是首要義務。人們會說：要在我們手里保護好，然后留給后代子孫。但是就像書架上擺著的《詩經》《楚辭》，傳是傳下來了，如果都不去讀它，那么它的意義在哪里呢？
保護，是對歷史的敬重。而一份文化遺產的生命力的延續(xù)，更來自于當代人的“研究”與“表達”。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在進行文物數字化工作


通過研究，去發(fā)現敦煌的靈魂，理解文化的內涵與特質，重塑我們的思維、想象力和精神價值，找到它對本民族與全世界的意義，指引我們的當下。
以深度的研究為根基，恰到其分的表達和傳播，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效應，在不斷的認知和反思中，探索民族特性，汲取新的創(chuàng)造力量。
無論是日本敦煌學者的學術巨著，還是影響廣泛的流行文藝佳作，都給了我們很多啟示。當日本人把敦煌視為精神故鄉(xiāng)的時候，作為中國人，除了那點可能會產生的沾沾自喜的虛榮，更多需要的還是自省吧。
所以，敦煌對中國人，意味著什么？
你能回答嗎？